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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创建了晚清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非孙中山-【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09:19:20 阅读: 来源:带式过滤机厂家

孙中山在英文回忆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时,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这个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的早期英文名称,那么,它显然不是孙中山创办的。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很可能才是这一组织的创办者。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于1893年在澳门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组织英文名称为“Young China Party”;孙氏“投身为彼党党员”(Joining it),同时还承认“Young China Party”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自述文字,与“檀香山兴中会是第一个革命团体”的定论严重背离。寻绎史料,只有一种解释能符合孙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澳门加入兴中会;郑观应定居上海后,将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郑观应退出了这个组织,由孙中山接续下去。一个重大疑问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学界先进作过合理解释。众所周知,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兴中会则成立于1895年2月。两个兴中会的关系如何,未经彻底研究。香港兴中会章程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檀香山、香港两会似是平行分会,然则“总会”何在?香港当日不在中国管治范围,故“总会设在中国”,意味着不在香港;从《伦敦被难记》的措辞看,总会也不在广州。那么,只有设在上海,才符合孙中山的夫子自道。《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称:“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页207)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8000元!孙逸仙是广东人,花这么多钱打电报到上海,究是为何?若是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问题就涣然冰释了。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0)宋跃如(宋耀如)上海来信,与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这封信,相当于上海总部给孙中山的指令。孙文接信之后改变行程,显示他听命于某个更高的权威。据冯自由记述,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找郑观应,“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页13——14)。从“职是之由”一语,可知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经由郑观应介绍的。郑观应浮出水面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成立,但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陈少白却未出席。原来,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到上海专程找郑观应,而且住了近一个月。陈少白回忆:“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廷威,陈廷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稍后又说:“陈廷威幼习水师,甲午前曾充某军舰大副,卸职闲居。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乙未年,应召到香港,使入广东内地,联络绿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第一册,页77)郑观应推荐了曾任“广乙”军舰枪炮大副的陈廷威,由陈少白把他带回广州。此时找来个“枪炮大副”,不会是为了开农学会;后来广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两个海军军官参与。显然,郑观应对广州举事的内情一清二楚。陈廷威跟郑观应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战争刚开始,郑观应向盛宣怀推荐陈廷威;8月12日,陈廷威向盛宣怀递交了一封求职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页141)。8月14日,郑再发一信,询问“大副陈廷威,能用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页553)过了三天,郑又催促:“月初有‘广乙’前大副陈廷威颇有胆略,极愿投效,已有禀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鉴否。其人如何,询李云龙便知详细矣。”(同上,页555)郑观应反复推荐,盛宣怀却没有回音,恐怕是通过李云龙了解到陈廷威人品极差。果不其然,广州起义失败,陈廷威成为第一个叛徒,受清廷委派负责“跟踪缉办”孙中山(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图版“墨领密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廷威到北京找军机大臣廖寿恒,自告奋勇要到日本缉捕康有为、孙文(谢俊美《营救维新志士的军机大臣》一文所引廖寿恒日记)。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的说法,有掩盖,也有“泄密”。孙中山到上海,不是“找着”郑观应,“碰到”王韬,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为此逃亡香港多年,郑观应偏要找一个有反清经历的人来见孙中山,双方又“一见如故”,岂非早有默契?《上李傅相书》“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二十字纲领,借鉴自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篇长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鸿章的支持,申请“游历泰西各国护照”,回国后组织农学会,招集农民垦荒。具体的项目,包括用新技术种桑养蚕、对土产罂粟进行深加工等。隐藏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开发农业为名,向海外华侨集资,(清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组织兴中会的海外分会,为日后举事储备资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冲突酿成甲午之战,李鸿章无暇接见。孙中山等待无果,只好回沪,最终凭借郑观应为他在江海关弄到的一张护照(《兴中会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战争初起时,郑观应投笔从戎,入钦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军营务处;6月11日,郑观应潜往法占西贡刺探敌情,再转往暹罗面见国王,希图说动暹罗与中国夹攻法军(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此行虽未能达成“合纵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为人“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1895年2月初,当看出日军有向北京进军的趋势时,郑观应寄密函给信盛宣怀,请盛氏“回籍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96)此说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彻底击败时,在江南地区另举义兵,带有将南方从满清独立出来的意味。陆皓东是牵线人孙中山和郑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学医时期,但都未能还原具体的场景。夏东元、易惠莉从事郑观应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已将球带到门前,尚欠最后一脚,至为可惜。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括号中“按即兴中会”5字,为1912年中文版译者甘永龙所加,事后未见孙中山对此译文提出修正的要求。)英文原文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来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迭有争议。邹鲁据此认为兴中会于1892年在澳门成立;冯自由及其他学者则竭力加以否认。《孙中山全集》编者据多数学者认为兴中会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见,断定译为“兴中会”不妥当(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页下注)。笔者以为,《伦敦被难记》还记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可证明“Young 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我以为邹鲁的解读是对的,惟时间应是1893年。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所载,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从1893年2月起,从上海携招商局文案吴瀚涛巡查长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汉口回粤奔丧。在澳门“守制”一段时间后,9月9日,与吴瀚涛一起经香港回沪。又据《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门行医,1893年9月25日在《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称“本医生有事晋省”赴广州(《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1、65)。按当时航速估计,从汉口乘船到澳门应不超过一周时间,5月底可抵达。从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孙、郑二人同在澳门时间超过3个月,至少会面两次。郑观应第三子郑润燊转述乃父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48)他在澳门受郑观应的感召,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郑随后将孙中山有关自种罂粟的建议,写进了《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此时坐在郑观应身边的秘书吴瀚涛,是1895年广州起义中预定的四大“统领”之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2)他们的会面,介绍人就是陆皓东。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说:“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48)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1911年两次回忆此事时,用的是同一个词“加入”(join)。也就是说,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都不说自己创立了兴中会。陆皓东自上海回乡以后,在顺德杏坛投资经营“兴利蚕子公司”(丁身尊:《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册,页240——241),在顺德大良开设绸缎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页90),与孙氏所述“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吻合;此事发生的时间,是“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间。“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兴中会,介绍人正是陆皓东。据黄健敏所引陆灿手稿《陆皓东公事略》:“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钦仰其人,认为谊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页214)。“认为谊子”一说,证明了郑、陆两家存在特殊关系。陆皓东在上海出生,到12岁父亲去世后才回乡,后又到上海电报学堂读书,而郑观应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陆皓东之嗣孙陆玉昆、陆玉良在《对〈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的几点补正》中谈到:“郑陶斋与先曾祖父晓帆公在上海合资经营生意。”(台湾《近代中国》1989年第8期)郑观应曾在《致梁纶卿道友书》(《郑观应集》下册,页35)中自言:“弟昔与阁下及陆晓帆兄同盟,善相劝,过相规。不幸晓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难,靡所成立。”陆晓帆即陆皓东之父。此函受主梁纶卿,是郑观应几十年的老朋友。1914年,郑观应立遗嘱时,梁是唯一的“知见人”,即此可见交谊之厚。郑、陆、梁三人“同盟”,陆氏早逝,故郑以陆子皓东为“谊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郑、孙的首次见面,由兼有郑观应“谊子”、孙中山“死党”双重身份的陆皓东引介,最为合适。正是有陆皓东的牵线和事先铺垫,两人才能一见面就谈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这样敏感的大问题。郑观应销毁证据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篇中,赫然出现了这么一段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文中“吾邑孙翠溪西医”,必是孙中山无疑。等到1895年郑观应修订该书时,则改称“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郑氏用新的八个字换掉原来的八个字,用的是传统刻书行业常用的“挖补”方法。显然,郑观应要掩盖他与孙中山非同寻常的关系。郑观应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义失败以后删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动。当年4月20日,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派人将此版《盛世危言》抄写后恭呈御览,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光绪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设若该书中赫然出现“吾邑孙翠溪”字样,10月26日广州事败后郑观应必定难逃风险。事实上,10月26日之后并无告发之事发生。据此,似可作如下推论:在4月20日这一进呈本中,“吾邑孙翠溪”已被删改。《盛世危言》进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对,真相不难大白。189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会见了回澳门奔丧的郑观应,加入了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广州联络同志,召开了“抗风轩会议”;年底,孙中山按照与郑观应商定的计划,起草《上李傅相书》;年底或1894年春,郑观应将孙中山有意往海外学习农业技术、自种罂粟的设想写进《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经郑观应介绍,认识了王韬、宋耀如、陈廷威,遂请王韬润饰《上李傅相书》;郑观应致函盛宣怀,为孙大力吹嘘,希望安排面见李鸿章,并申领出国考察农业护照;李鸿章碰到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无暇也无心接见;孙中山回沪,郑观应为他向江海关领到护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在1895年初香港兴中会成立前的重要关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总部”谒见郑观应,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不久,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郑观应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但他仍在5月份专程到香港,呆了一个月(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中册,页457页下注)。两人是否又在香港、广州见面?迄未看到相关记载。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郑观应1895年5、6月份在广东,对孙中山革命党人准备广州起义的活动不可能毫无所知,从当时何启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较深地涉及孙中山的起义活动看,再就此前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看,革命党人此时曾与郑观应有所联系也不无可能。”(《郑观应评传》,页485)遗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继续深挖下去。郑观应的重要书信,都收录在《盛世危言后编》中,后来他自己曾反复加以删改。刊印该书的翰华阁书店老板冯廷襄1912年称:“……此前已修改过三次,现因辛亥后形势变化,还须再改。”(《郑观应年谱长编》,“编辑说明”)夏东元采访过郑观应三子郑润燊后,在采访札记中也称:“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别后有书信来往,但不多。说其父对孙中山有过资助,孙中山还留下借条。这些书信和借条,早就被其父烧毁了。”(《郑观应年谱长编》,页384)恰恰是这些物证的被毁以及《盛世危言》的删改,使得事情愈发扑朔迷离,难获真解。改良与革命,或许只有一纸只隔综上所述,笔者推导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兴中会在澳门创立,并将总部设在上海;但郑观应本人在1895年选择退出;孙中山1893年在澳门加入了兴中会,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被上海总部召回准备举事,在郑观应退出后接过这面旗帜,走上激进革命之路。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无鸿沟,或许只是一纸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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