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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公司车撞人百万赔偿谁买单

发布时间:2020-03-13 18:26:44 阅读: 来源:带式过滤机厂家

开公司车撞人百万赔偿谁买单?业务员半夜把人撞成植物人,受害人家属提出巨额索赔 2009/11/96:39:21  【字体:缩小放大】

11月9日讯(海峡导报记者陈捷/文刘奎宁/图)夜间12点,业务员小严开着公司的车,撞到了一位路人,被撞的路人成了植物人。医疗费、伤残赔偿,再加上今后多年的护理费用,这笔赔偿总额达到100多万元。

半夜车祸,算不算职务行为?对此,业务员小严说,当夜他是开车到一家学校“拉业务”;但是,公司说,他的工作职责只是向卖场送货,怎么会半夜跑到学校“拉业务”?

小严说,赔偿应该公司出;公司说,赔偿只能他自己付。近日,湖里区法院针对此案做出了判决。

拍案

一场车祸索赔115万

2008年5月12日晚上12时10分,业务员小严开着小车载着朋友从一所学校出来。几分钟后,他的朋友在一家银行附近下了车,小严再次启动汽车准备回家,刚刚起步没有多远,突然一个人从人行道右边的配电箱后面走了出来。小严刹车不及,就撞了上去,被撞的这位路人姓赵,事故发生后,他成了植物人。

经交警认定,小严没有注意观察前方道路情况,其过错行为是造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受害人赵先生因未在人行道内行走,对这起事故承担次要责任。

据当晚搭乘小严轿车的朋友小蔡说,那天晚上8时许,小严到他住的地方找他,两人先在小蔡住处看电视,后来一起开车出去吃饭,吃完饭后,小严去办了一点事,半个小时后就又回来了,之后,两人一起到小蔡的一位老师家泡茶,大约12点,小严开车送他回家。

被撞成植物人的赵先生家属将小严和小严所在的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小严是一家通讯公司的业务员,出事那天,他开的车也是公司的。受害者家属要求小严和公司对这起事故承担80%的责任,即连带赔偿115万多元。

焦点

半夜开车是不是职务行为?

在法庭上,小严和公司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小严坚持说,他是公司的业务员兼司机,作为公司员工到各家商场去联系业务或批发小灵通,跑业务都是一个人。当时,他是开着公司的车跟朋友小蔡去学校谈业务的。谈完送朋友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但是,公司说,公司不应该对这起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小严确实是公司员工,但是,小严深夜在聚会后送朋友回家,发生交通事故,是他的私人行为,并非公司指派的职务行为,也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公司还说,小严称去学校谈业务只是借口,他的工作内容是向通讯店送货,并非去学校谈业务。

对此,公司的代理人、天象律师事务所张建平律师说:“这家通讯公司从事小灵通批发业务,并不向终端客户直接卖手机,学校并非手机销售企业,没有销售小灵通的资质,小严拉业务从何说起?退一步说,即便是拉业务,为何不在工作时间而非要深夜去拉业务。根据交警笔录,当晚吃饭前小严和朋友两人还在看电视。而且,他的工作时间虽不固定,但其工作职责决定其工作时间最晚也不会超过手机卖场营业结束时间。本案所涉的事故发生在凌晨时分,不属于工作时间,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

判决

业务员撞人公司应赔偿

湖里区法院一审认为,小严是公司的业务员,公司把车交付给他联系小灵通的业务,因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公司对业务员及车辆的管理制度,也未能举证证明小严在这起交通事故的时间范围内,并非联系公司业务或联系业务的上下班途中”。

因此,法院认定小严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的隐患,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而小严不用承担赔偿责任。近日,湖里区法院一审判决,要求该被告的通讯公司支付88万多元赔偿费,其中包括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残后护理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另外,其中还包括8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审判决后,通讯公司不服,又向中院上诉。张建平律师说:“我们认为,如果业务员半夜开车聚会撞人,仅凭业务员一句话,就让公司赔偿,无疑是让公司方面承担了过重的责任。如此,每个拥有车辆的单位,都可能被卷入无穷大的法律责任。这是不公平、不合适的。”

说法

谁举证?法官有自由裁量权

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通常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本案当中,法官并没有让业务员小严举证,而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其公司。对此,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健雄认为,这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种突破。

他说,“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观念由于对主张的性质不加区分,可能出现双方当事人都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体现了一种对于证明责任分配适用上的简单化倾向。但却忽视了程序的发动与实体权利并非总是一致这一事实。

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并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我国的证据规则指出,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实际上已经赋予了法官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权。

不过,黄健雄也指出,证明责任是一种为使法官能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做出裁判而设置的一个法律装置,是一种无奈的制度选择,与法官形成心证而做出裁判的机制相比,它只能是一种例外或补充而不是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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